2018年9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小学生陆续走进校园。图/视觉中国
文字| 《财经》 记者金一龙周曼青
编辑朱涛
在北京市教委（以下简称“北京市教委”）公布的《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学校名单》报告中，北京世青学校校长助理李曼干注意到，名字中不再有“国际”二字他的学校。 “现在学校的名字不能再和‘国际’联系在一起了。”他说。
自2001年建校以来，李芒所在的学校已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招收中外学生，生源稳定。
这一变化并不出人意料。一年前的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两办”）曾下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010） -30000）要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等“中国”、“全国”、“世界”、“国际”、“全球”等字样，不得含有学校名称及简称公办学校严禁引进境外课程和教材进行教学。
这意味着面向中国学生的民办“国际学校”被纳入义务教育体系，面临一系列合规调整。 2022年3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清华大学附属国际学校宣布正式更名为北京市朝阳区青森学校。这是《意见》推出以来，北京第一所宣布更名的“公众参与和人民”学校。
《意见》 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近一年来，上海、广州、深圳等十多个城市已有百余所民办学校更名。其中，近一半学校的原名称涉及“国际”、“双语”和“中文”。英语”等词语。
此外，《财经》还要求原则上不再批准设立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受新政策影响，此前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国际学校只能宣布暂停招生、停学或分流学生。
过去几十年，无论是逐渐宽松的政策环境、中国家庭日益富裕的经济实力，还是人们对教育多元化的追求，都为各类国际学校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据教育产业服务平台“新主义”研究显示，中国国际学校数量从1999年的86所增加到2019年的861所。
在民办教育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众多国际学校在失去“国际”标签后如何继续续写新的故事？
讨论中，有人认为新改革有利于规范办学，促进民办义务教育发展；还有人担心，随着政策趋严，国际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乃至行业生存空间将受到限制。
在李芒看来，“这个市场还是足够大的。如果你想继续生存，就必须按规定办学。”与过去追求规模效应相比，他认为未来一些经营者开设分校的计划可能会放缓。 “小而精”、“本土化”或许是国际学校转型的方向。
国际学校更名的背后，是民办教育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的转变。
褪去“国际”标签
“各地都在采取积极行动，力度和范围前所未有。”谈及本轮学校更名，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表示。
北京市教委公示的《意见》号显示，北京市朝阳区青苗国际双语学校已更名为北京市朝阳区青苗学校。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4月12日出具的行政批复，北京海淀国际学校更名为北京海淀外国语腾飞学校。
从更名方式来看，上述两所学校失去了“国际”标签，但地域特色继续保留。
上述名单中，共有八所学校进行了更名。其中，除更名为北京101中学大兴分校（原北京市大兴区裕发中学）外，其余7所原为国际学校。
“这些学校在过去一年内应该都已经改名了，我们的改名工作还没有完全完成，还在进行中，很多学校也都是这个状态。” 5月18日，李勉告诉记者《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学校名单》，除了向教委申请外，还需要民政部门批准。
我国此前对民办学校的名称也有过要求。 2017年，原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财经》号文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名称不得使用‘中国’、‘中华’、‘国立’、‘国际’等字样。‘世界’、‘全球’等字样”——从名称规范上看，该通知与两局2021年5月发布的《关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类似，只不过前者针对的是营利性民办学校，而后者针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当地的要求更加详细。 2020年成都市教育局下发的《意见》号文件提出，学校（含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和非学历性高等教育机构）名称不得以外国或国际组织名称命名；命名时不得使用“双语”、“英美”等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者容易产生误导的词语。注册的外文名称应当与中文名称含义相同。
除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外，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也受到限制。
2022年1月9日，广州市教育局也在其网站发布通知，同意批准8所外国人子女学校变更学校名称。
2021年9月，业内传出蛇口国际学校（SIS）变更校名和校徽的消息。目前，学校中文名称为深圳市蛇口外国留学生学校。新标志不再体现中文“国际”二字，但英文名称与原名称保持一致。
公开资料显示，SIS是珠三角地区最早、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校。 1997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外国人子女学校许可证，是首批获得国家认证的国际学校之一。
根据教育部的定义，外国人子女学校是中国政府特许为在中国境内合法居留的外国人适龄子女提供教育服务的专门学校。对于此类学校的名称，教育部于2014年底发布《成都市特色化校名命名导则（2020年版）》号进行规范。
具体来说，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姓名，其外文译名应与中文姓名一致；应反映不同国家通识教育的性质、水平和类别；名称前应加上所在省份或城市的名称； ” 学校名称后缀必须使用“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然而，多年来，一些外国人子女学校往往将其品牌名称与“国际学校”二字捆绑在一起，例如广州育德莱外国人子女学校，其前身为广州育德莱国际学校。还有另外两种常见类型的“国际学校”很容易与它们混淆：一类是只招收外国学生的公立中学国际部。在北京，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就属于此类；另一类是私立学校，招收中国和外国学生。
马学雷指出：“民办国际学校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如果按照办学性质来划分，中国的学校只有公办和民办两种类型，两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无论是《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还是《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都没有赋予“国际学校”法律地位。
虽然外国人子女学校通常被视为“国际学校”（——学校官网经常宣传此内容），但根据规定，此类学校不属于中国学制，其实施的教育活动也不属于中国。属于我国国民教育的学历教育序列。
2022年3月28日，教育部在《关于做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有关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公民一起招生”，要求加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招生管理，不得假借招收中国学生的名义私立学校。
“各项政策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学生必须接受国内教育，参加中考。市场上有一些机构打着‘国际学校’的旗号，吸引孩子来中国留学。”计划出国留学修读国外课程，这不符合规定，不属于正规义务教育。”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
北京国际教育咨询公司“爱选择未来”负责人张海翔向《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记者分析，在北京地区，有一定规模、前面有“国际”、“双语”字样的民办学校他们的名字基本上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无论是生源还是师资队伍都已经稳定。这次更名不会对他们造成太大影响，但对一些成立不久的学校品牌影响较大。
随着“国际化”标签逐渐褪去，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不少学校开始突出“多元化高中”、“国际学校”、“以华人为中心”等宣传用语，这也体现了政策和相关法律的要求。法规。该行业领域的管理趋于更加严格和规范。
“国际学校”往事
李萌在国际教育行业工作多年，本能地关注政策。当他得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能再称为“国际学校”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以后会越来越规范”。但毕竟学校的名字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一些经营者心里也是百感交集。这既隐含着对早期民办教育政策红利的感激，也隐含着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不确定性。
要理解这种复杂的情感，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实：国际学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40多年。 1980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五国驻华使馆共同创办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在“新主义”研究上，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所全面采用国外教学和管理制度的学校，代表了官方的认可。正规的国际学校开始出现。
此后的20年里，各地创办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比如北京西学校、上海耀中国际学校、广州碧桂园学校以及前面提到的SIS，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期间的一个重要背景是，1997年10月1日实施《财经》，允许企业进入教育领域，政府组织的办学体制被打破。
尽管政策开放，但据《新主义》统计，截至1999年，全国86所国际学校中，仍有38所为外籍人员子女开设。
改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北京新英才学校（以下简称“北京新英才”）执行校长刘伟介绍，20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北京逐渐形成了以温榆河为中心的别墅区。顺义区.企业纷纷入驻。宜居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吸引了众多使馆工作人员和外企员工在附近工作或生活。这个群体本身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然对孩子的教育有更加个性化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民办国际学校应运而生，与外国人子女学校展开竞争。
“顺义区是北京第一批民办国际学校的聚集地，也是北京民办国际学校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地区，现在我们学校附近有八九所大型学校。他们中，很多都是12年制，在校学生人数基本在500到1000人之间，如果算上几所双语幼儿园的话，那就更多了。”刘伟告诉《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记者。
刘伟所在的北京新人才成立于2008年，位于顺义区潮白河边。其前身为北京力迈学校（以下简称“力迈”）。根据学校性质，力迈是一所民办高中。 1995年创办，但后来办学遇到困难。此时，以教育起家的新英才控股集团将业务拓展至北京，并接手了李迈。麦。重组15年来，北京新英才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十五年一贯制、覆盖基础教育各个阶段的国际学校。
“我们已经赶上民办国际学校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其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中外交流更加频繁，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深刻影响着民办国际学校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刘伟感叹，随着中国富裕家庭的出国留学需求激增。
数据支持了刘伟的观点。新东方发布的《财经》援引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报告还称，对比2015年至2019年的数据，出国留学的年轻化趋势不断增强，私立学校国际班、国际学校就读人数不断增加。此外，2019年普通家庭子女占比43%，成为出国留学群体的主力军。
北京市顺义区诺德安达学校校长辛国兰提供了更为细致的观察。
辛国兰在国际教育领域工作了20年。他经历过变化，感触很深。她说：“以前家长认为国际教育就是学习外语，上国际学校是为了避免应试教育。现在不同了，家长更注重孩子软技能和个性需求的培养。”其实，国际教育的本质是给予孩子选择的权利和能力，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特点帮助他们全面发展，这与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没有什么不同。国际学校在人均资源和师资配置方面的优势，可以让“教育无差别”的理念得到真正落实。
2003年，《2019中国留学白皮书》被废除并被《公民促进法》所取代。同年推出《社会力量办学条例》。 《条例》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是公益性事业，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辛国兰作为北京市骨干教师参与了高中教材的编写。她的感受是“公共教育也在寻求改变”。
下面这个故事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 ——所公立中学的国际班遍地开花，成为搅动教育界的“鲶鱼”。《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曾记录过这样的场景：2015年5月，在北京国际高中的一次大型公益吹风会上，原本预计中午12点30分结束的活动又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上午四个小时内，就有4000多名家长前来咨询。由于现场人流量大，每十分钟只能“释放”十个人。今年，北京公立学校国际班计划招生1430人，招生比例约为1:10人。
然而，随着国际学校数量的增加，在满足留学需求、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同时，高收费、选择性招生、课程混乱等问题也随之显现。多年前，教育专家和政协委员就质疑公立高中国际班占用公共资源，加剧教育不平等。
2013年9月5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会议上也指出，中学目前开设的“国际部”、“课改实验班”是“边缘游戏”，收费缺乏合法性。基础。这也被解读为公立高中国际班的“禁令”。
据国金证券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教育部发布了《法制晚报》号草案，对公立学校国际班进行规范。不少城市也明确表示，今后不再批准公立学校开设新的国际班，也不会扩大公立学校国际班的数量。招生规模。此后，公立学校的国际课程数量有所下降。
“我们看到，过去20年，总是有一些乱象突破了政策，这期间也有政策的起伏。现在确实到了梳理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不能“不能再让这些乱象扰乱教育秩序了。”教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告诉《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记者。
除规范学校名称外，2021年9月1日起实施的《财经》（以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不允许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长期以来，在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环境下，一些民办学校实际上打着“非营利”的名义“营利”。立法界也经历了“民办学校能否盈利”的多轮讨论。
2002年出台的民办促进法允许民办学校获得“合理回报”。 2016年11月7日，《民间促进法》修订完成，“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类改革拟于2017年9月1日实施。修改后的法律删除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一词“合理回报”并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这意味着小学和初中只能注册为非营利机构，投资者不能再获得分红，否则就是违法的。业内普遍认为，这一规定是对民办国际学校影响最大的一条。
民办国际学校的主办方中，有德威公学、HD等国外民办学校品牌，也有在中国成长起来、进而谋求全球布局的上市教育企业，如枫叶教育；它是由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改建而成。
无论何种类型，办学的前提都是先取得许可证。常见的做法是使用国外教育机构的名称，业内俗称“OEM”。张海解释道：“经营者首先获得品牌使用授权，然后与房地产公司洽谈合作。比如你（房地产开发商）给我一块地建学校，我（经营者） ）给你推荐一个房地产项目，一般来说，运营商和品牌方都会包一个价格，具体的品牌使用费和利润分成的多少取决于合作的深度，这个在沿海发达城市。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
张海还表示：“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基本都在20万元以上，远远高于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能负担得起的都是富裕家庭，他们的父母可能会成为房地产的客户。”开发商”。
与房地产开发商联手办学的“公办”学校类似，一些民办国际学校与公立中学、大学的合作大多是名义上的。 “办学初期，我们主要借用公办学校的品牌来建设体系，成熟后，双方的合作就取消了，我们独立出去了。”张海透露，改名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实施的。以后也许有可能。它还涉及股权调整、工商变更、利益分配方式和教学制度的变化。 —— 这个不难解释。在这波“更名潮”中，也不乏一些既是国际（双语）学校又是“公民”的民办学校。 “学校的双重性格。
“在义务教育阶段，各国都优先考虑公共教育。但20年前，我们的公共教育发展并不完善。从当时的背景来看，我们鼓励‘公众参与’的学校和社会力量，办学校，让‘合理回报’也是可以的，但办学校的初衷应该是办教育，而不是办公司，这一点我当时似乎没有想清楚。”程方平说道。
不过，程方平也强调，外界不能因为看到民办学校赚钱就完全否定民办学校的价值。他说：“民办教育的优势在于有更大的自由度。很多改革也是从民办学校开始的。过去，很多残疾人无法进入普通公立学校，主要是民办职业学校接收他们。这些学校我们可以为政府和有实际困难的群众做一些事情，如果有好的制度保障那就更好了。”
20世纪90年代初，还在教育部直属单位工作的程方平和一些教育界人士在北京办了一所12年制民办学校。学校成立之初，《民促法实施条例》尚未发放。当时有关部门对民办学校的态度是，“办得再好，也不给你支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做了一些探索。例如，在英语科目上，除了使用官方推荐书籍外，学校还自行编写教材，并增加口语交流环节；艺术课教学生编织手工艺品；体育课要求每个学生各有所长。办学第二年，学校参加区运动会并获得团体三等奖。
“民办教师往往更有危机意识，更有探索精神。我们也给教师提供了在职学习、出书、做研究的机会。当你认可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帮助时，他们会记住你一辈子。”程方平认为，即使在今天，当年的探索也是先进的，但由于体制原因，他在学校第七年选择了退学。
近年来，随着民办教育势力的壮大，一些权力寻租、暗箱操作也时有发生，加剧了社会焦虑。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是时候纠正这种现象了”。这正是《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使命。
《民促法实施条例》除了通过“设立禁区”等方式对当前民办教育部分领域过度资本化、商业化现象“亮红灯”外，还进一步明确了非公办教育的税收、土地使用等问题。营利性私立学校。在教育、补贴等方面享有与公立学校同等的权利。
程方平也关注了这些政策，但他表示，人民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更大的意义是起到引领作用。 “它传达了一个希望，如果我们要把民办教育办得越来越好，国家会支持你，对待你和公办学校一样。但具体到具体的事情，能否真正落地，还要看当地的规定。”以及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国际学校有十五年一贯制。如果打算将非义务教育阶段注册为营利性民办学校，则意味着学前班（如幼儿园）和高中必须与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至九年级）进行拆分，这必然会带来资产、土地等的砍伐。
“哪一部分是成本，哪一部分用于学校发展，哪一部分是收入，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弄清楚。”程方平指出，现阶段，特别是民办高中是一个特殊类别，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提到了制度，但还不够充分。可能会有一些探索，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甚至只是钻了空子。
对此，程方平呼吁，包括国际学校、双语学校在内的民办学校的监管、权利保障、责任和义务的界限，要体现在《学前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实实在在的法律”中。
“未来的总体思路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只有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马学雷认为，赚快钱、疯狂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一些民办学校继续像过去那样简单地给自己贴标签，利用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城市红利，未来它们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中国教育科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秦琳撰文，新修订的《民促法实施条例》颁布后，民办国际学校面临更多合规要求，特别是在分类管理政策下，义务教育阶段的国际学生化学学校必须恢复非营利地位，这很可能对国际教育行业产生降温作用。
“非营利”之后
2019年，两办发布《民促法实施条例》号文，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
如何既不踩政策红线，又保持特色，是每所国际学校都在思考的问题。
“以前，如果你的名字加上‘国际’、‘双语’两个字，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做什么的，有什么特点。现在标签去掉了，所有学校都一样了。”这一次，‘内幕秀’就显得更加重要了。”马学雷告诉《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记者。
马学雷建议，在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学校应顺势而为，将国际课程与本土课程对标，以本土课程和教材为基础，找差距、补差距，实现国际化本地课程。不是国际课程的本地化。
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与马学雷的现实观察有关。 2019年左右，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多次国际学校论坛上，不少校长热衷于谈论国际课程接轨的话题。一些教育中介机构还以是否获得国际课程认证或国际考试授权作为判断学校是否获得国际课程认证或国际考试授权的标准。足够的“国际”标准。
“这是方向和逻辑上的根本错误，可能会让学校误入歧途。”多年前，马学雷曾撰文指出，国际课程本土化并不是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佳途径。遵守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
根据马学雷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国内高中可以将国际课程本地化，但仅限于经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或融合、探索、研究型课程。在他看来，国际学校要想合规发展，必然要使用国家规定的课程和教材。
但这会对中国留学生产生影响吗？
胡胜（化名）是上海一所公立中学国际班的二年级学生。在修读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的同时，还要学习国内课程。 “我们都要学语文、数学，学校也会组织考试，但节奏比普通班级要慢。”他告诉《财经》记者，班里的学生都想出国留学，而不是参加高考。选择进入国际班是一个“重大决定”。
前段时间，由于疫情的原因，胡胜所在的城市无法按计划举办一年一度的全球年考。 AP主办方大学理事会也宣布，将不再提供在线考试和补考机会。当他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有些慌了，因为再过几个月，他就要以高三的身份开始申请国外的大学了。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他还在准备托福考试。
在人们的传统理解中，上国际学校就是出国留学。然而近一两年，这种观念似乎发生了变化，“双轨制”办学模式也被一些学校提上日程。所谓“双轨制”，就是一个学校既有高考，又有留学。
目前，具有“双轨制”办学经验的学校并不多。据《新主义》近期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50所民办学校采取“双轨制”，绝大多数学校将分流时间定为高中阶段。北京新府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新府学校”）高中部校长刘彦海认为，国际化学学校面临转型，未来“双轨制”系统”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
新福学校是一所招收中外学生、采取小班教学形式的十二年制双语学校。据学校官网介绍，高中部包括美国国际高中班、加拿大国际高中班、英澳国际高中班等七个项目。不过，随着《财经》的实施，从2021年9月开始，学校将开始推出“双轨制”课程，第一阶段招生面向高中新生开放。
“学生只要参加国内中考，就已经具备了申请国外大学的水平和资格。如果继续参加高考，申请国外名牌大学的可能性就更大。”刘延海曾担任美国大学国际课程项目中国区主席长达十年。年。他注意到，很多申请国外大学的中国学生都参加了高考。回国后的几年里，他发现，在一些公立中学，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公立中学，有相当比例的申请国外大学的学生参加了高考。
早在2008年左右，刘延海就提出了“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想法。在他看来，中国的基础教育知识体系非常丰富，难度也不亚于国外课程。国外大学也认可中国高中的教学体系，因此没有必要拘泥于引进国外课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西外”）校长林敏认为，“一个真正的双语人不仅要认同中国文化，还要有世界视野、胸怀和胸怀”。结构。”他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出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随后留在国外大学工作了20年。
经过多年的探索，西外外国语学校对高中课程进行了创新。林敏介绍，考虑到学生从八、九年级就开始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学校整合了理科大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开设了理科大科综合班。这背后，是老师根据AP、A-Level（普通教育高级水平，英国高中课程）等国内课程知识点和国际考试知识点重新编排的。这样，学生就有信心参加高考，不再耽误。申请国外大学。
对于走“双轨”路线的学生，新福学校不仅提供以中国高中课程为主的外语教学，还辅以语言标准化及应用课程和双语学科课程。它还提供全面的优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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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没想到国际学校也会过时，这文章写得真好，让我对这个话题有了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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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孩子在国际学校念书，这篇文章让我开始担心未来的教育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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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总觉得国际学校就是最好的，现在看来，教育还是得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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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真的在走下坡路了吗？这个专题文章分析得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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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际学校一直有偏见，这篇文章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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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越来越贵，质量却不见得提升，真是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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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梦想是上国际学校，现在看来，梦想也要与时俱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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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让我对国际教育的现状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谢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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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的教育理念确实很有吸引力，但现实问题太多，让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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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的教育资源确实好，但我觉得国内的学校也在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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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让我对国际学校有了新的认识，也许国内的学校更适合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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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的教育方式太西化了，我觉得本土教育更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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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越来越贵，普通家庭真的承受不起，这篇文章说出了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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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际学校的印象一直很好，但看完这篇文章，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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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的教育质量确实不错，但我觉得孩子的适应能力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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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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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这个转变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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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际学校的教育模式持保留态度，这篇文章让我有了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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