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往事：马一浮与他的复性书院

评论 2024-08-30

马一浮出生于浙江绍兴上虞长塘。 188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马廷培曾任四川省仁寿县县令。 6岁时，马一浮回到绍兴老家。他很有天赋，很聪明。他10岁时，母亲命庭前菊花作五韵，限制字韵。他回应并写道：我爱陶渊良，采东篱菊。枝傲霜雪，花瓣飘云。原本是仙族出身，后来迁居到了高适家族。秋天的早饭比较干净，不用羡慕亚麻。妈妈听了，沉吟片刻，说道：“这首诗虽然有童趣，但和那首不吃烟花的诗颇为相似。你以后也许不会没有文学，但会成为一个人。”祝福你的耳朵。”

原来是预言

母亲的话果然是一语成谶。 1898年，15岁的马一浮参加县试，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一起考第一名。马一浮排行第一，被智者唐守谦选为自己的快女婿。他还结识了四川唐氏乐智弟子谢无量，并成为终生好友。

16岁的马一浮

1901年，马一浮到上海开始学习英语，后来又学习德语、日语、法语等语言。他与谢无量、邵连存等人组织“翻译社”，出版介绍外国文化的月刊。 1903年赴美国，1904年回国，东渡日本。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东西方著作，还把德文版《翻译世界》带到了中国。

1903年美国，马一浮

学成回国并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马一浮学成回国后，“隐居后巷，与古人闲逛，淡泊世俗”（马须伦语）。他潜心读书，也崇尚儒家书院。他曾自费游览南洋群岛，对福建人民弘扬儒学的“道南书院”十分赞赏。由于国内儒教风气和学校废除经济学，他拒绝受聘。三年间，马一浮读了西湖文澜阁存放的《资本论》本。 30岁时，他已在学术界小有名气。

自古以来，文人都是互相瞧不起的。然而，人们都同意他的观点。林在平说：“对于理学、佛教，特别是宋明时期的禅宗，马一浮的造诣在同时代学者中是首屈一指的。”钱穆称赞道：“逸夫衣着整齐，看上去像一位君子，说话时，就是一位名士，有六朝人的气场。”叶圣陶道：“马一夫老师。 ……为人豪爽，平易近人，谈道却无道家精神，其风格与所谓文人学者不同，备受推崇。”

建立古典书院的思考

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打乱了马一浮的梦想。东南半部沦陷，杭州也陷落。马一浮藏书丰富，遂携数千卷出逃。 1938年夏，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聘请，到浙江大学讲授国学，并随学校西迁至江西太和、广西宜山。在浙江大学讲授《四库全书》和《六艺论》。

然而，马一浮从根本上拒绝了现行的教育制度，无意长期留在浙江大学。在与弟子寿经纬、刘百民、张利民等的书信中，他透露了寻找名胜、建立古典式书院的意图。

百感交集

陈布雷和教育部长陈立夫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最高当局汇报，却又不约而同。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孔祥熙等人认为，许多中国人民造反了，日寇敢于长驱直入，因为“人心不老”。他们对新教育的偏见感到痛苦，打算创办书院，以圣人的教诲来弥补时代的弊端。马一浮是朝野双方都认可的人物。当局表示愿意参与该倡议，并要求政府补贴资金。

马一浮闻讯既喜又忧。他在1938年9月29日给张利民的信中写道：“陈部长已声明，每月可补助一定数额的资金，这种方式与普通私立学校要求政府补助无异……很清楚”关系的性质是从属的，事情的性质是极其不合理的。”

马一浮的意思是，书院必须是纯粹的学术机构，完全社会化，允许自由教学，不受政府干预。马一浮在与政府谈话时提出三个前提：第一，书院不应该纳入现行教育体系；第二，春秋时期除了祭祀祖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第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一一同意了。蒋介石和陈立夫明确表示“一向以礼相待”。并拨出启动费用3万元，每月资助3000元。

1939年1月下旬，马一浮终于接受了条件，到四川应聘。

设立祭坛

1939年3月，学院董事会成立，正式聘请马一浮为讲师，负责学院事务。

马一浮立即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义理名相》。他写道：“古代的书院，只是以地名命名，如鹅湖、白露洞等。现代的书院，只有名义上的名称，如训诂、尊经等。意思是说，学术与人之所以有分歧，是因为沉迷于所学的东西，才会变成这样……”

如何还原自然，马一浮解释道：“正义的本质就像泉水，在山谷中升起时，清澈明亮，流入田野，渗入大量沙土，变得浑浊。”经过下面的工作，沙子过滤了，水就清澈了，原来的水还是原来的样子，学者们努力把水去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变。气质。

该学院是一个社会学术团体。筹备委员会、董事会、基金托管委员会均由陈布雷、瞿英光、梁漱溟、谢无量、赵熙、熊十力、寿等认同学院宗旨的社会贤士、名人组成。亦诚、沈尹默、何昌群、梅笛生、沈敬忠等。但人们对书院的认识并不一致。

这些人中，马一浮最依赖的就是他的挚友熊十力。书院一成立，熊十力就被列为创始人。他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然而，两人对于办学的目的和办学方式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

学道与出路之争

马一浮认为，书院的目的是学道，而不是谋生。如果以预定的出路为使命，那么读书人就会有“卑微的志向”； “在西方，学位就相当于古代在中国进贡，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昔之翰林，今之博士，于人无用。”熊十力不同意马一浮的想法。他担心学生与世隔绝，没有未来；学生毕业后也应获得类似学位。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两人交谈甚欢，气氛相当热烈。

熊十力与马一浮

1939年夏，熊回信并辞去合同，转学到西南联大。他不来乐山的借口是风水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进入四川，自己的位置就不对，可能会遭遇厄运。马一浮精通侃宇的面相，能够一一分析，而熊十力则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

争论变成了争论，但马一浮仍然坚持要熊十力来。 1939年农历七月十二日的信中，他附上了正式的任命书和100元人民币的船费。熊十力无奈，今年7月底就出发了。

《安什·普伦》

古时，君王以高车马迎接贤能之士。为了使马车行驶平稳，车轮上还包裹着蒲草，故名“安车普伦”。据说，马一浮一行从重庆到乐山都颇有名气。当局专门安排了一辆大车来接他们，当地群众也组织群众在路边迎接。相当古老的礼俗。

建设马一浮古典式书院，需要山清水秀的地方。他离开浙江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喜欢广西宜山那片贫瘠的土地，那里“只有郭绍嘉树，什么也没有，只有荒野”。

复兴书院考察选址

1939年6月，马一浮从重庆到乐山考察，对乌尤寺一见钟情。乌尤山古称青衣山，位于四川西南部岷江、大渡河（古称墨水）、青衣河（古称若水）交汇处，与乐山古城隔江相望。据记载《书院之名称旨趣及简要办法》《史记》，乌尤山原与凌云山相连。秦蜀郡太守李冰控制了墨水河，开凿河道，将凌云山与乌尤山隔开，使之成为水中孤岛，又名青衣别。岛。无忧寺位于无忧山顶，为唐代高僧慧净法师所建。

无忧寺

当天，马一浮、叶圣陶、何昌群等人参观了无忧寺。风景秀丽、幽雅，正是马一浮想要的。他高兴极了，在尔雅台旁的匡夷亭赋诗一首：知逝去多少年，此亭仍是全国最热闹的。前来此地的将士皆已众叛亲离，悲痛混乱，留下经书。已知宇宙之浩瀚，犹怜青草绿树。天空送出鸟印，留下幻象和人魂。复兴书院立即租用无忧寺，借用僧舍二十余间作为师生住房，并用寺内匡一阁作为讲学场所。

马一浮将军拍摄了复兴书院的事务，具体事务由“监察书院”负责。内设三个部门：服务部、讲座部、编辑部。学院有主讲讲师、副讲师和全体讲师。受聘为讲师的有赵曦、谢无量、叶作文、梁漱溟、张振如、黄黎明等。住院讲师熊十力，主讲讲师何长群、沉敬忠，传播讲师龙松声，吴一峰、张利民均为讲师。刘功春、王兴贤等

主修六艺

马一福祥并不认同现代学校的学术划分。他认为，学科划分过于细化，只求一目了然，而忽视了根本。唯有学习儒家六艺——，才能掌握一切、一敌万。因此，学院课程分为普通待遇和特殊待遇两类。前者同修，以《汉书》《孝经》为一类，诸弟子皆依之。后者相当于选修课，以《论语》《尚书》《周礼》《仪礼》为一类，附有法墨三院名。《礼记》《易》另一类，隶属于道教。

学术规则

书院确立了“主尊”、“正理”、“深文”、“精诚实践”四项学术规矩。它还规定读书人必须遵守三戒。即：不求官职；不从事牟取暴利活动；不容忍打架。

学生分为本科生和学生：本科生首先要提交书面筛选申请，只有书面要求合格才能入院。学院补贴学费，每年有两次班级考试。参加者只需认同学院宗旨，有学习兴趣，并得到讲师的许可即可。学院不补贴学费，学生可以自行上课。

我想招收尽可能多的学生，但宣传册发出后，有数百人前来寻求帮助。马一浮发来文章，一一筛选。最终只录取了近30人，加上学生在内，还不到40人。这明显低于马一浮的初步估计。

教

遗憾的是，原来的宣传册规定讲座将于1939年8月1日举行。经过一番拖延，讲座直到9月1日才正式启动。当天，学院里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仪式。马一浮斋装盛装，站在无忧寺匡义阁讲堂中央。讲师、全体讲师、执事分别左右分开。学生们依次站在他们身后。王静波唱首礼，师生在先师座北三拜。又念梵香，加持三礼，参拜圣礼完毕。接下来的问候仪式。仪式结束后，马一浮发表讲话。

马一夫开场致辞《春秋》。他阐述了抗战时期创办书院讲学的目的，阐释了顺应时代变化的原则。他宣扬外敌入侵、社会动乱、人心败坏，与春秋时期孔子所面临的“礼崩乐崩”的境遇一模一样。要救儒德、救民心、救国家，只有学习儒家、传授儒家、弘扬儒家才能达到目的。

从此以后，讲师必须在每次讲课前写下讲义。然后他让人打扫了尔雅台前的匡乙亭，把一束鲜花插在花瓶里，虔诚地放在讲台上。当学者们聚集的时候，来自京城的讲师就会拿着讲义在他身后等候。主讲人上座时，双手捧讲稿行礼。这后来就成了惯例。

辅导名师

先后执教书院的有讲授唯识论的熊十力、讲授德国哲学的张振如、讲授儒家、道家等著名墨家学者的黄黎明、讲授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的钱穆等。钱穆晚年仍谈及此事，并写在回忆录《开讲日示诸生》中。

学院教学以免费讲授和认真学习为主。每周只有一节上午的讲座，其余四天半天安排给学生自由向讲师请教。请求者告知经典，经典会安排具体的求助时间。一般半天安排3人。学生在寻求帮助时可以自由提问，讲师会给予指导性解答。剩下的时间，大家自己学习，写读书笔记。每半个月提交一次笔记供审阅，并由讲师审阅并批准。班级考试每六个月举行一次。

弟子

袁心灿是马一浮最早的弟子。当他是马一浮的学生时，他带着一本自写的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来寻求建议。马一布见他有所矜持，故意粗鲁地说：“你对王阳明了解多少！”袁紫然不服气，立即争辩。马一浮引用广泛，从孔子、孟子、程朱到康德、杜威，有时古籍，有时外文，有时举例，有时分析。袁心灿心服口服，潜心学习。

张德军是复兴书院的高材生。 1941年秋，谢无量到书院给学生讲课。张德军心高气傲，想要试探谢老师的学识。他首先问：“什么是无明？”谢无量笑了笑，没有回答。马一浮老师回答：“你……一念就是无知，为什么不回去反省一下自己呢？”张氏羞愧不已。

马一浮非常重视心理教育。书院开办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手负责书院事务，就派学生吴一峰兼职接任。吴以为自己是来学习伦理的，不愿意接受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马一夫开导他：“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的。必须在事物中看到道理。不能离物求理，也不能违背理去办事。智者离物求理，智者离物求理。”世俗的做法会导致管理层分裂。”吴易峰恍然大悟，欣然接手。

学生们经过数年马一浮等讲座的教育，对六经原理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专注于一部经典，并根据对这组经典的一般了解写出高水平的作品。学院收藏有刻有名字《阳明学说浅释》的学生论文。

别说话了

受益于他人的人，必定受他人控制。官办书院绝不是为了让马一浮自由讲学、远离政治。但我希望“天下英雄都来我怀里”。

为了使书院处于“官办”地位，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干预和控制。规定基金托管委员会由教育部任命，主任委员由执行院长任命；并提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出席开幕式；后来马一浮还被要求为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写生日祝福语，这等于给马一浮上了马鞍缰，成为了“御用书生”。对授课内容的控制更加严格。蒋介石侍从室和蓝衣社直接派人以外人名义到书院听课。

左右为难的马一浮想到了放弃。 1940年7月6日，他在给刘百民副主席的信中说：“我前天接到教育部的电话，看来我把他当作下属学校了……去年，部长陈答应我不会干涉任何事情，这是我的承诺。”生活。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必要驱赶敌人了。”

有一天，马一浮倚在栏杆上，眺望远方。他看见一只翠鸟悠闲地飞过河面。翠鸟虽小，却有着快乐的天性。及物哀伤，写《吹万集》首诗：汉王母云垂，矮人常饱常饥。江湖尽是泪水，草木空空，山峦脏衣。石佑看得出来，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前来射阳聚集的人寥寥无几。我可怜那只翠鸟。雾气之外，我依然站在岩石上钓鱼，面朝晴空。写鸟类无异于自怜。我身心俱疲，朋友们纷纷离散。最悲哀的是熊十力走开了。

马一浮的过去：马一浮和他的复兴书院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经营学院的抱负。熊十力不情愿地来了，但他对接待安排和住宿环境有所抱怨。有一次，日本侵略者得到了错误的情报，认为蒋介石当时就在乐山，于是疯狂轰炸乐山。战火之中，生与死只持续片刻。熊十力的住所起火，左脚受伤，这让他更加焦虑和不祥。他更加相信风水理论，并决定立即离开学院。这就像从大锅里取出火一样。

马一浮曾给熊先生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可惜我的德不足以领导人民，我的知识不足以教人，我不足以管理事情。这使我的兄弟不高兴。” ，所以他就这么快地离开了我，但是，自从回到我的心里，我真的不敢输给我的兄弟，我无法表达我的遗憾。此后，这两位新儒家大师就再也见不到对方了。

秋天被称为树叶落下，一些学生渐渐有了离开的念头。当时，日本侵略者想要征服中国，乐山遭到空袭的残酷袭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但书院整天要求“敬畏主”、“复辟”，与救国风气格格不入。再说了，读圣贤书成家立业还是有风险的。

生性傲慢的马一浮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1941年春，钱穆来书院讲学，盛赞嘉定的名山大水。马一浮说：“我来短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呆久了就会想念家乡。就拿河水来说吧，早上起床洗漱的时候起来后，你最终会感觉江浙地区的水是软的，所以苏州和杭州的女人皮肤细腻，这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水不好，其他的都不同了，不可能在这里久留。”

到1941年夏天，当学院编辑《翠鸟》时，矛盾发展到了极点。同年夏天，马一浮开始讲学。他在给张利民、王兴贤的信中说：“……第29年，教育部要审查教材，我开始有离开的意向。第30年，学生反对”刻《尔雅台答问》，这是退出的主要原因。”

学院于1939年9月15日开始教学，至1941年5月25日结束，共一年零八个月。马一浮依次讲述了群经的含义，包括六个部分：《答问》、《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观象卮言》。

办学之初，马一浮就在书院提出了“刻书与讲学并重”的方法。他多次开导弟子：“多刻一块板，多印一本书，就等于在世界上多留下一颗种子。”学院共有《洪范约义》《四书纂疏》《系辞精义》《春秋胡氏传》《毛诗经筵讲义》 010- 30000 《延年答问》 :010 -30000 《上蔡语录》等26种，38册；刻有马一浮作品《太极图说》《先圣大训》 010-3000 0 《朱子读书法》《泰和宜山会语》等19卷。

讲座结束后，马一浮仍然让热切的学生留在医院，自由寻求帮助，马一浮也不时给予指导。直到1946年春，马一浮及其弟子袁心灿等人将书院迁至杭州西湖歌吟山庄，专攻刻经，从此不再招生。

遗产

近代中国有马、有花车，这是一个奇迹；中国在战争期间建立复兴书院更是一个奇迹。其实，所谓奇迹，就是做不到的事情。复兴书院是马一浮为世俗社会建造的通天塔。然而，这座过时的塔只维持了几年就倒塌了。早在学院成立之初，人们就已经预料到了它的结果。

1939年4月5日，叶圣陶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当今世界是否需要“儒学”，值得怀疑。所以，哥哥觉得，设立这样一个学院，准备一个标准，是值得的，但如果想要改变世界，恐怕很难实现。而且，选择老师和学生也不容易。初中生们在某些方面认同马一浮的观点，但细节可能有所不同。安能共同在学生中开创了这一潮流。读过《复性书院讲录》的人来之不易，要有一生无所事事、无所事事的精神。在当今世界，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

人们钦佩马一浮的人格和精神，但对他的想法却抱有怀疑。他知道这一点，不禁感到孤独和愤怒。

当时，复兴书院招收了三十多名学生。行踪仅有金景芳、张国权、邓茂修、王子衿、刘天妮、杨焕生、范真、陈刚、陶虎、杜道生、王凌云、徐根涛、王敬勋、张志白、王敬勋、李现在已经知道了。芬、张德军、王准等十几人。马门弟子中，金景芳（吉林大学教授）、吴林波（武汉大学教授）已成为全国知名学者，前人的遗志仍在延续。

无忧寺前的岷江昼夜流淌了六十多年。无忧寺方丈室的门楣上，还挂着马一浮小篆书的一副对联：

要让鱼龙懂得人生，不妨平地起波浪。

学术规则

马一浮肖像

过去书院都有学术规矩，所以它向学者们展示了自己的心性基础和发挥力量的关键，让他们能够坚守，并视之为一生的准则。它不像法律法规那样，只是用来制裁的。所以毕承的德就是使人不知不觉地改正自己的过失，并以此为乐、知足。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外在的错误，也是为了让身心成熟，性德不言而喻，不会有错误。《避寇集》说：“我现在已经想到你了”，“我已经允许你现在出来了”。朱子《蠲戏斋诗编年集》和刘中杰《尔雅台答问》。因此，他们的选择与现在的校训完全不同。他立起一只天鹅，用尽全力驱赶它；这是因为它的本质，并通向共同的道路。而且，今天所谓修学风，也不是没有经验的。然而，它源于一两个人的幸福，是通过相互认识而形成的。这有点像喝不同河流的水，没有共同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着相同的意志、相同的方向，也以同样的方式修炼，练就同样的功力。他们都在尽自己的职责，家里没有任何私心。古圣贤曰，从还鼎门来者，皆圆润随和；从还鼎门出者，皆圆润随和；出自卢子敬门者，皆出类拔萃，能自立，亦可见也。孔子之子不知怒，曾子之子不知骂；晏子如清风轻云，孟子如泰山乔月。圣人之气，源于自然，清净于修养。它无法被操纵。

“果谓道”，闻道者必能悟道； “修道谓之教”，善教者必能遵道。随性，不是所谓的任性，而是随性。增加习惯，成为学问，不是所谓的修道。性情的偏差、物欲的遮蔽，都不是它的本质。它们与气混合，被习惯污染。你必须等待事情被控制，你必须做好预防的准备，你将无法战胜它们。 “小牛的狙击手”和“猪的牙齿”意味着邪恶凭空出现。在事物出现之前抑制它很容易，但在它即将出现时抑制它就很难了。学习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变你的性情，去掉它的污染。善者必救其损失，易恶者必陷其中。失与恶都是自己造成的，善恶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你就不必来学院学习。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你可以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两个月后，你可以要求自己离开。学院将按照规定进行检查，检验他们的言行。如果决心不坚定，习惯难以改掉，随时都会被送回家。小心一点，不要后悔。如果你不能成长为善，你就会成长为邪恶。无论你听得多、见得多，如果只知恶、感恶，不除掉它，就永远无法进入德行。

今天我们制定校规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很简单，四个字就是丁宁。我们力求让事情变得容易描述，而事情并不是必需的。

与其掩盖恶德，不如开辟善道。比如，被囚禁的疾病，不如平时去滋养，这样就不会出现毛病，也就无药可救了。香山有句话：“人无本事，唯识病”。因为有病，人们需要药物，所以重视医生。万一不小心下毒，让病情加重，怎么办？如果疾病不幸发生，医生失误，责任在患者；如果不懂得选医生，乱吃药，错就在病人。至于那些有病却不知道自己有病，而排斥劣药，斥责明知有病的人是妄想，这就更加可悲了！人的身体有病，懂得求医，唯恐不愈，一日不能安宁；如果他的心有病，他不知道，他执着于平静的想法，担心它会被消除：这是非常明显的倒置观点。孟子曰：“指不如人，则不知何为恶；心若不像人，则不知何为恶”。你不相信吗？学生要意识到，要遵守学术规则，就像航海的罗盘针一样，这样才能知道方向，避免迷失方向；和抗病毒一样，有血清注射，这样就能抵抗病菌，不被感染。这个实际问题不能被视为正式文件。 ” 孔子说：“谁能不离家而出家呢？何不走直路呢？”放弃正道而不走，就是走弯路，误了精力，浪费了时间。这是扬子所说的，航程被切断，港口被丧失。如果你在海里求它，你不会得到它。现在我要为一切众生指出一条正道。他们可以一生遵循它而不会改变，而且他们一定会适应这种方式。无非有四原则：一是恭敬，二是理性，三是有见识，四是精诚修行。尊师是修身之要，慎理是致知之要，博文是立事之要，诚行是升德之要。四者内外彻底，形体功能俱全。通往圣灵的道路必须从这一点开始。今天的解析如下：

一是尊主是修身的关键。

孟子曰：“狗得养，则物不长；狗失食，则物不食”。万物不湿润就无法生长。例如，没有雨露，草木就会逐渐枯萎。这是为了滋养其元气，故名滋养。还。它有博大精深之意，比喻在鳞片修复后的巨大沼泽中游泳。它可以自由活动，否则就会像困在泥沙里的巨鲤一样，活动受到阻碍。亦指虚光照万物，如明镜映万物，如月映千江。譬如说，黄叔之度如万顷山峦。清时不清楚，刮时不浑浊，说明其意义深广。朱子诗《天光云影》，意为虚光照亮天空。人心之本质，空明而不昧，只受先天之气的制约，所以不免渺小而失其广阔；被物欲所遮蔽，不免昏暗，失去了悟性的用处。气若夺去志气，有时道理就失效了。不过，这是礼貌，就像一个人接受外在的感受一样，这不是他的本性。治病者首先要祛除外邪，以养元气。首先要收集吸收，然后补充，这样潮红、变宽的症状才能慢慢恢复。

孟子曰：“守志，不露气”。 “有志向的人最帅。” “志气有多大”。心中有之，谓之志。长得帅就意味着占主导地位。如果一个人的志向足以引导气，那么气就会遵循法则，气就会凝结自然法则的流动。为什么要保持野心？只要敬畏主就可以了。伊川说：“修行须敬”，就是要坚守自己的志向。言辞热情，则称为尊师；如果你说话不犹豫，那就叫尊师。守言而有恒心，谓之尊师。心专注理理而不行，气自然收敛。神气收用之时，自然而然，轻松流畅，绝无拘束之意。故曰“主要不宜为尊”。这就是功夫的意思。尊重就会带来自然的宁静，尊重就会带来自然的和谐与幸福。这是效果。尊重是不断焦虑的方法，这句话很有效。《檬上杂著》描述尧的德行，从《秦明》开始；传说讲高宗，先说“训制”。盖三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智慧。

故友不智的开示，导致傲慢放逸，一切恶德由此而生。尊重的反面是鲁莽、懒惰和自负。懒惰和傲慢都是任意的。这是对自己的懒惰，对别人的傲慢。武王铭文曰：“敬胜于懒，而得福；懒胜于敬，则人亡”。《五经》曰：“敬亲者，不敢傲于人。”所以，圣狂的区别就在于尊义思想。 “对主的忠诚和信赖”意味着对主的尊重。《书》忠诚和尊重互相教导。信徒是真实的、真实的。这就是立心。 “尊重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工作，忠诚于他人。” ”程子说：“这是一次彻底而完整的讲话，圣人根本没有言语。这是你应该做的，你心里没有别的事。 “礼三百，尊严三千”，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无不敬”。礼仪以尊重为基础。一个人如果有礼貌，他就会安全；如果他不礼貌，他就会有危险。故武王曰：“懒而恭之人，必亡矣。” “忠易成礼，诚易成礼”（《白鹿洞学规》）。忠诚意味着尊重，真诚意味着信任。 “敬之内，义之外，尊义而立，德不孤立。”不敬而不能义者，即无忠而不能礼者，内外同也。如果有了不敬，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动静都是废话。如果你生活在不尊重的地方，有不尊重的执事，或者对别人不忠，那么你的初心就会丧失，一切都会变坏。怎么会导致思维和理性的贫乏呢？因此，心若存恭敬之心，就会内敛内化，攀登路上的烦恼就会逐渐消除；敬身，则一切身皆听令，而威势不失。恭敬的话，心就常在，理就清；如果不敬，心就会迷失，私欲就会萌芽。有了敬意，就能清淡的气，能清浊的气。既然气清明了，道理不言而喻，心就能主宰。如果你不敬，浊气就会蔓延、增加，你的全身就会被污染，被风俗所覆盖，漂入怪人而不自知，最终成为小人。外表不庄严不恭，则逍遥心入；心若不和谐，不快乐，则诡诈之心进入；若无济举而心无大意。如果在视觉、听觉、言语或行为上有任何不尊重，就会被认为是不友善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吗？当今读书人的通病，就是只求外来知识，以多学多见为首要，以背诵杂读为天赋，以辩辩为本领，以批评为己任。并将攻击困难视为自尊，但他们不愿意怀疑或怀疑。这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想要出名，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殊不知他们正在忘记自己，陷入狂妄，扼杀自己的心灵。所以，一个人听闻见闻的知识越多，就越会产生肆无忌惮的傲慢，一去不复返，无法治愈。如果你抱着这个心，希望能够为人所理解，希望能够与人立事，能够与老师交朋友，希望能够提高德行，修业，这些都是绝对达不到的。在生命的第一天，我特别想找出当时人们生病的根源。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考察，认真检查，以免身上留下疮、疣，留下毛病。须知，“敬”字，实为德门。这是圣贤的血脉，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德行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如果我们隐藏美德的知识，我们就会失败。圣人动容走动而不失礼数，其娱乐千变万化而实则无为，皆出于敬意。凡夫“来往思念，朋友追随思念”，升降不断，妄想是病，都是不敬过失。程子有破屋剿匪的比喻，简称前、后、左、右。如果你把他们赶走再回来，他们只会空虚，无法控制他们。如果家里有主人，外敌就无法进入。这个比喻是最准确的。谁是主人？尊重。所以，只有尊重才能战胜自私，也只有尊重才能平息愚痴。自私心灭了，天理就清净了；妄心灭了，真心就显露出来了。尊德学道，首先要以修身为基础。要想成就德行，只有恭敬，没有别的办法。故曰：敬为始，亦为终。

2. 知识的关键是了解真理

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是原则，什么是知识。《耗尽理智，耗尽本性至死》，《证人社约》文也。《认识事物的方法是研究事物》，《尚书》文也。儒家历来讲《孝经》“格物”，各有各的含义，说法也很多。基本上有两种学派：一是朱子学派，一是阳明学派。朱子解释说，“格物”是指对事物的终极认识，“至知”是指心中达到终极境界的认识。懂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若知在心，则理外不明，不断为两棍。不善于理解的人往往会忽视理性。在阳明的解释中，知善恶是“良知”，行善祛恶是“观物”。不善于会见的人，也会把事物看成是外在的事物。而正如杨明所言，《说文》应该说“格物致知”，但不应该说“格物致知”。今已明，心外无物，物外无理。物是物而无理，是心中之物无其理。这个原则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并且不能被理解为内在的或外在的。（学者们要注意的是，儒家讲的“物”，就像佛教讲的“万法”一样，不是今天人们讲的“物”的东西。如果你坚持唯物主义，那么人类心只是一团物质，怎么能得到很多知识呢？）阳明所说的“通向良知”固然是直接的，但《韩诗外传》必须还给他。有突渐教，《易·系辞传》据说有继兄弟，明显是渐教；《大学》表明天人同源，“君子恭敬，天下太平”，中和即位教化，方为突教。（儒生不讲突然和渐进，但确实如此。）阳明讲自己能做好的事，朱子就回了。《大学》文的本意是，说到功夫造诣，都是一样的，但说到解释经文的目的，朱子就更加仔细了。我之所以提出对旧理论进行简化，是希望学者们先了解其原因，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要与以前的儒家产生异同，心中有选择，也不是试图调解。

此义既明了，学者就须知研究事物，穷尽道理。然而，从未学过任何东西的学者，却受到“物”字的阻碍，误将物视为外在的东西。于是，他们又犯了错误，把原则视为外在。今已明，心外无物，外物无故。事物虽然不同，但始终不离同心。（佛又言：“当知法界本质，一切皆由心所造。”“法生于心，法灭于心。”“一切行为，不离一心，一心不犯一切业。”佛法所讲的是事物有不同的名称。）一心涵盖一切事物，即一心多理。物即是理，理即是心。心外无因，即心外无物。所长与所长，皆为一体，一心取之，而后知而散之，有千差万别，合则唯一理。所谓穷者为极。最终原则是循环完整、无间隙

，更无渗漏，不滞一偏一曲，如是方名穷理。致者，竭尽之称。如“事父母能谒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孝经》言“养则致其欢，丧则致其哀”之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诠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到得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一现一切现，鸢飞鱼跃，上下与天地同流，左右逢源，触处无碍，所谓头头是道，法法全彰，如是方名致知，所谓知之至也。清凉观答唐顺宗心要云：语证则不可示人，说理则非证不了。证者方是真知，证后所说之理方是实理。不然只是揣量卜度，妄生分别，如盲人摸象，各说一端，似则似，是则不是。在佛氏谓之情识思量境界，谓之遍计执，全体是妄；在儒家谓之私智穿凿，谓之不诚。故穷理工夫入手处，只能依他古来已证之人所说一一反之，自心子细体究，随事察识，不等闲放过。如人学射，久久方中。到得一旦豁然贯通，表里洞然，不留余惑，所谓直到不疑之地，方可名为致知也。《大学》只此一关最为难透，到得知至以后，意诚心正身修，乃是发悟。以后保任长养之事，譬如顺水行船，便易为力。故象山曰：“向上事益简易不费力。但穷理工夫直是费力，不是吃紧用力一番，不能致知。”朱子所谓“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此系诚言，不容妄生疑虑。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朱子集注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易·系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理”即当孟子所谓“知性”，“尽性”即当孟子所谓“尽心”，“至命”即当孟子所谓“知天”。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言之，谓之天；就其禀赋言之，谓之命；就其体用之全言之，谓之心；就其纯乎理者言之，谓之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言之，谓之理；就其知性，知性即是尽心，尽心即是致知，知天即是至命。程子曰：“理穷则性尽，性尽则至命。”不是穷理了再去尽性，尽性了再至于命，只是一事，非有三也。《大学》说“致知在格物”，不是说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故今明穷理为致知之要者，须知合下用力，理穷得一分，即知致得一分。在佛氏谓之分证，到得知至即满证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朱子章句曰：“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此是一尽一切尽，其间更无先后。僧肇曰：“会天地万物为自己者，岂唯圣人乎？”圣人无己，靡所不己，是故成己即所以成物，成物乃所以成己。“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此是一成一切成，其间更无分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良以物我无间，人己是同，于中不得安立人见我见。契此理者，是谓正理，是谓正知；反是则非正理，为不正知。此是知之根本。曾子闻“一贯”之旨，直下承当，及门人问，只道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此事学者合下可以用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之事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尽己之事也。此亦是澈上澈下语。到得一理浑然，反应曲当，亦只是个“忠恕”，别无他道。学者须于此信得亲切，行得真实，方可以言穷理，方可以言致和。更须知理是同具之理，无可独得；知是本分之知，不假他求。故象山曰：“宇宙内事，即吾性分内事；吾性分内事，即宇宙内事。”此亦知至之言。今时学者每以某种事物为研究之对象，好言“解决问题”、“探求真理”，未尝不用思力，然不知为性分内事，是以宇宙人生为外也。自其研究之对象言之，则己亦外也。彼此相消，无主可得，而每矜为创获，岂非虚妄之中更增虚妄？以是为穷理，只是增长习气；以是为致知，只是用智自私，非此所谓穷理致知也。至穷理之方，自是要用思惟。“思曰睿，睿作圣”，程子曰：“学原于思，不思则罔。”若一向读书，只匆匆涉猎，泛泛寻求，便谓文义已了，能事已毕，终其身昏而无得也。欲入思惟，切忌自谓已了，若轻言易了，决定不思，是闭门而求入也。读书既须简择，字字要反之身心，当思：圣贤经籍所言，即是吾心本具之理，今吾心现在，何以不能相应？苟一念相应时，复是如何？平常动静云为之际，吾心置在何处？如此方有体认之意。当思：圣贤经籍所言，皆事物当然之则，今事当前，何以应之未得其当？苟处得是当时，复是如何？平常应事接物之时，吾心如何照管？如此方有察识之意。无事时体认自心是否在腔子里，有事时察识自心是否在事上，如此方是思，方能穷理。思如浚井，必当及泉，亦如抽丝，须端绪不紊，然后引而申之，触而长之，曲畅旁通，豁然可待。体认亲切时，如观掌纹，如识痛养；察识精到处，如权衡在手，铢两无差，明镜当台，毫发不爽：如此方有知至之分。此在散乱心中必不可得，故必先之以主敬涵养，而后乃可以与于此也。三曰博文为立事之要者须先知不是指文辞为文，亦不限以典籍为文，凡天地间一切事相皆文也，从一身推之家国天下皆事也。道外无事，亦即道外无文。《论语》朱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今补之曰：“文之施于用者谓之事。”博者，通而不执之谓。立者，确乎不拔之称。易言之，亦可谓通经为致用之要也。世间有一等质美而未学之人，遇事尽能处置，然不能一一皆当于理，处甲事则得，处乙事又失之。此谓不能立事，其故由于不学，即未尝博文也。虽或偶中，而幽冥莫知其原，未尝穷理也。（恒言斥人“不学无术”，本《霍光传》中语。“不学”言未尝读书，“无术”即是没办法。可见遇事要有办法，必须读书穷理始得。）《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文理”亦可析言之，在心则为理，见于事则为文；事有当然之则谓之理，行此当然之则谓之文。已明心外无事、离体无用，更须因事显理、摄用归体，故继穷理致知而言博文立事也。穷理主于思之意多，博文主于学之意多。《论语》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盖不求诸心，则昏而无得；不习其事，则危而不安。此见思学并进，亦如车两轮，如鸟两翼，致力不同，而为用则一，无思而非学，亦无学而非思也。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操缦、博依，博文也。安弦、安诗，立事也。“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礼》，文也；言、立，事也。六艺之文，即“冒天下之道”，实则天下之事，莫非文艺之文。明乎六艺之文者，斯可以应天下之事矣。此义云何？《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书》以道事。事之大者，经纶一国之政，推之天下。凡施于有政，本诸身，加诸庶民者，皆《书》之事也。《礼》以道行。凡人伦日用之间，履之不失其序，不违其节者，皆《也。《乐》以道和。凡声音相感，心志相通，足以尽欢忻鼓舞之用而不流于过者，皆《乐》之事也。《易》以道阴阳。凡万象森罗，观其消息盈虚变化流行之迹，皆《易》之事也。《春秋》以道名分。凡人群之伦纪，大经大法至于一名一器，皆有分际，无相陵越，无相紊乱，各就其列，各严其序，各止其所，各得其正，皆《春秋》之事也。其事即其文也，其文即其道也。学者能于此而有会焉，则知六艺之道何物而可遗，何事而不摄乎！故凡言文者，不独前言往行布在方策有文史可稽者为是。须知一身之动作威仪、行业力用，莫非文也；（孔子称尧“焕乎其有文章”，乃指尧之功业。子贡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乃指孔子之言行。）天下万事万物之粲然并陈者，莫非文也。凡言事者，非一材一艺、一偏一曲之谓，自入孝出弟、爱众亲仁、立身行己、遇人接物，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开物成务、体国经野，大之礼乐刑政之本，小之名物度数之微，凡所以为因革损益、裁成辅相之道者，莫非事也。《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夫“知类通达”，乃可谓博文矣；“强立而不反”，乃可与立事矣。在《易》则曰：圣人有以“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夫“观其会通”是博文也，“行其典礼”是立事也。（《朱子语类》：“会通谓物之节角交加处。”盖谓如人身之有关节，为筋脉活动之枢纽。又喻如水之众流汇合而为江河，虽千支万派，俱入于海，此所谓会通也。）足以尽天下之事相而无所执碍者，乃可语于博矣；足以得举措之宜而不疑其所行者，乃可语于立矣。若乃事至而不免于惑，物来而莫之能应，是乃不可与立事，亦不足以语于博文也。今举《诗》教以明一例。如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今学《诗》者，能详其名物训诂矣，又进而能言其义矣，而不达于政，不能事父事君，其为面墙也如故，谓之未尝学《诗》可也。他经亦准此可知。故言“博文”者，决不是徒夸记览，徒骋辞说，以炫其多闻而不切于事遂可以当之，必其闳通淹贯，畜德多而谨于察物者也。言“立事”者，不是智效一官，行效一能，不该不遍，守其一曲遂足以当之，必其可以大受当于物而卓然不惑者也。复次当知《易》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天之文与地之宜，非如今言天文学或人文地理之类。天文即谓天道，人文即谓人道。阴阳消长，四时错行，天文也；彝伦之序，贤愚之等，人文也。《系辞》传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兼三才而两之，故六”。阴阳、刚柔、仁义之相，皆两也。等犹言类也，阴阳、刚柔各从其类谓之物。物相杂而成文谓之文。物犹事也，事之相错而著见者，咸谓之文。故一物不能成文，成文者必两。凡物之对待而出者为文。对待之物，交参互入，错综变化，互赜至动，皆文也。唯圣人有以见其“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故“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是故谓之爻”。学者知此，则知所谓文为事相之总名可以无疑也。文以变动而有，事以变动而生，故曰“功业见乎变”。功业者，事也。“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此乃从体起用，亦谓之全体作用。“行其所无事”而非有计功谋利之心焉，斯立事之要也。故天地虽万物并育，不居生物之功；圣人虽保民无疆，不矜畜众之德。博文如物之生长，必积渐以至广大；立事如物之成实，必贞固而后有成。今人欲立事而不务博文，是犹不耕而望获也；徒事博文而不务穷理，是犹卤莽而耕之，灭裂而耘之也，欲责之以立事，安可得哉！复次当知博文属知，立事属能。《中庸》曰：匹夫匹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知不能焉。学者切忌自谓已知已能，如此则是自画而不可以进于博，不可以与于立矣。试观圣人之气象为如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欤？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夫圣人知周万物而道济天下，然其自以为无知无能如此，非故为谦辞也，其心实如是也。鄙夫云者，执其一端之见而汰然以自多者也。圣鄙之分，由此可见。老子曰：“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释氏亦曰：“若作圣解，即是凡情。”必其自视欿然，然后虚而能受。此所以必先之以穷理致知，而后乃可语于博文立事也。四曰笃行为进德之要者德行为内外之名，在心为德，践之于身为行；德是其所存，行是其所发。自其得于理者言之，则谓之德；自其见于事者言之，则谓之行：非有二也。充实而有恒之谓笃，日新而不已之谓进。知止而后能笃，不为物迁，斯可以载物；行健而后能进，自强不息，乃所以法天。无有欠阙，无有间断，乃可言笃；无有限量，无有穷尽，所以言进。行之积也愈厚，则德之进也愈弘。故《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言其进也。《乾》文言：“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故行之未成，即德之未裕。《系辞》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以言笃行为进德之要也。言行同为中之所发，故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及乎远。”“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可为慎乎？”此以言行并举，今何以单言行？《论语》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此明言行有不相应者，不可不察也。《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走兽。”“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之色取仁而行违者尽多，依似之言，可以乱德，学者当知以此自观自儆。“言顾行，行顾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方可语于笃行也。此是言行分说，然当知合说则言亦行之所摄。《洪范》“五事”、《论语》“九思”“四勿”“三贵”，并属于行，广说无尽，今只略说五事，曰貌、言、视、听、思，曰恭、曰从、曰明、曰聪、曰睿，即行之笃也。“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即德之进也。“九思”、“四勿”、“三贵”，皆笃行之事。曰仁、曰礼、曰信，皆德也。德之相广说亦无尽。仁者，德之总相也，开而为二曰仁智、仁义，开而为三曰智、仁、勇，开而为四曰仁、义、礼、智，开而为五则益之以信，开而为六曰智、仁、圣、义、中、和，如是广说，可名万德，皆统于仁。学者当知有性德，有修德。性德虽是本具，不因修证则不能显。故因修显性，即是笃行为进德之要。全性起修，即本体即功夫；全修在性，即功夫即本体。修此本体之功夫，证此功夫之本体，乃是笃行进德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讲本训肄，即指“时习”，并非讲说之谓。即今讲说，亦是“时习之”之事，亦即笃行之事，亦即修德之事，即是因修显性也。前言学问之道在变化气质，须知变化气质即是修。汉儒每言才性，即指气质。魏钟会作《四本论》，论才性异同，其文已佚，当是论气质不同之书，或近于刘劭之《人物志》。其目为才者，指气质之善而言。气质之不善者，固当变化，即其善者，只名为才，亦须变化，乃可为德，此即是修德。如《虞书·皋陶谟》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宽柔是才，须“宽而栗，柔而立”，始名为德，此非变化不能成就。其下准此可知。《周书·洪范》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此皆明气质必假变化。《通书》“刚柔善恶”一章所谓“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亦是此旨。刘劭《人物志·九征篇》虽名家言，亦有可取，大致以偏至为才，兼才为德，全德为圣，故曰：“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才也。（九征者，谓九质之征，谓精、神、筋、骨、气、色、仪、容、言也。文繁不具引。）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才，以才自名，兼才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才。偏才，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名家之言，乃以品核人流，未必尽为知德，然其所谓三度则有当也。知此可明修德须学，由偏至而进于兼，由兼德而进于全，非进德之谓乎？然又须明性修不二，不是性德之外别有修德，修德须进，性德亦有进。性德本无亏欠，何以须进？当知天地之道只是至诚无息，不息即进也。“与天地合其德”，只是贵其不已。所谓“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此进德之极致也。行之不笃，即是不诚，不诚则无物。一有欠阙，一有间断，便是不笃。行有欠阙，即德有欠阙，行有间断，即德有间断。故虽曰性德无亏，亦须笃行到极至处始能体取，所以言笃行为进德之要也。易言之，即是践形所以尽性，进德即尽性之事，践形即笃行之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圣人而后可以践形。”气之凝成者为形，形之变动者为色。（此与佛氏言色法不同。参看《宜山会语》五《说视听言动》。）天性，即行乎其中之理也。如视听言动皆有其理，恭，始为尽视听言动之理，始为得耳目口体之用，是谓尽性，是谓践形。朱子曰：“众人有是形而不能尽其理，故无以践其形；惟圣人有是形而又能尽其理，然后可以践其形而无歉也。”故知视有不明，听有不聪，则是未能践其形，即未能尽其性。视听言动皆行也，四者一于礼，则是仁是德也。人生所日用不离，最切近而最易体认者，孰有过于四事者乎？所以应万事而根于心之所发者，舍此岂别有乎？故颜渊问仁，孔子告以“克己复礼为仁”。颜子直下承当，便请问其目，只此视听言动四事。知此便知笃行之道，合下当从非礼勿视、听、言、动入手。才有非礼即是不仁，到得四事全是礼，则全体是仁。是故言笃行为进德之要，此理决定无可疑也。复次当知《中庸》曰“温故而知新”，博文之事也；“敦厚以崇礼”，笃行之事也。此所以继博文而言笃行也。《乾》文言曰“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主敬、涵养、穷理、致知、博文、立事当之；“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则笃行、进德当之。又此门总摄前三，如主敬须实是主敬，穷理须实是穷理，博文须实是博文，此便是笃行，一有不实，只是空言。涵养得力，致知无尽，尽事不惑，便是进德。若只言而不行，安能有得？行而不力，安望有进？故言虽分三，事唯是一，总此四门，约为一行。《论语》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文以知言，礼以行言，博约亦是同时，文礼非有二致。故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前三是博，此门是约。又中二为博，初终均约。总该万行，不离一心。即知即行，全理是事；即博即约，全事是理。始终本末，一以贯之，即下学，即上达。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艺之文，行即六艺之事，忠、信则六艺之本。今此四门亦略同四教，全体起用，全用归体。此乃圣学之宗要，自性之法门，语语从体验得来，从胸襟流出，一字不敢轻下。要识圣贤血脉，舍此别无他道。于此不能有会，决定非器，难与入德。若只作一种知解、一种言说领取而不肯笃行，则是辜负自己，辜负先圣。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闻是闻道，知是知德，道为万行，德是一心。今有言说显示，但名为“闻”，诸生体之在己，乃可名“知”。勤而行之，斯可与适道；得之于心，斯可与入德。如此则日进于高明光大之域，必可期也。“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勉之！勉之！刊刻图书